林东茂:客观归责理论

　　一、前言
　　因果关系的评价，是在思索行为与结果间的归咎关系。只有结果犯，才有因果关系的评价问题。[1]非结果犯包括：抽象危险犯、举动犯、纯正不作为犯、预备犯，它们本质上没有结果，所以无须评价因果关系。
　　某些结果犯，可能容易发生因果关系评价上的困难，尤其是杀人与过失致死。主要原因是：行为着手后，被害人死亡前，可能有种种条件介入，使得死亡结果究竟要归咎何种条件，在判断上变得棘手。例如：被害人遭追杀，亡命奔逃，跌落河里溺死；又例如：被害人遭杀伤，顽固拒医，感染病菌死亡。这两种死亡结果，能否归咎杀人者？如果可以，为杀人既遂；不可以，则为杀人未遂。
　　因果关系的评价，不仅涉及犯罪的既遂或未遂，也可能涉及是否成立过失犯或加重结果犯。例如：甲追打乙，乙因为急性心肌梗塞而死亡，甲成立伤害致死罪还是伤害罪？[2]
　　针对因果关系的评价，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客观归责理论都足供运用。本文将简要介绍客观归责理论的内容，对于相当因果关系说也略加说明，同时比较两者在处理因果关系上的差异。关于客观归责理论的形成背景以及学说上的反对意见，本文从略。大陆学者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，已有丰富的成果，[3]碍于篇幅，本文不作介绍与评述。
　　二、经验上的因果与评价上的因果
　　因果关系的判断应该分成两个层次。首先要弄清楚经验上的因果，也就是事实上的因果关联。其次是对于经验上的关联作归责上的评价。举例说，投手丢出一个触身球，使得打者受伤，经验上的关联很清楚，但是，这个受伤的结果能否归咎投手？这是归责的评价。再举例说，年轻的妈妈因为小婴儿整夜啼哭，无计可施，只好在奶瓶中加入烈酒喂食，婴儿急性酒精中毒死亡。[4]这个事件的经验关系很清楚，问题是，婴儿的死亡能否归责于妈妈？
　　对于因果关系作判断，以事实证明确为基础。如果事实状况不清楚，因果关系的判断即成为困难。以滚石案为例：两年轻人出于嬉戏，自山坡上各推下一巨石，有人被击中，惨死。鉴识发现，死者身上只有一巨石撞痕，但无法证实遭何人所推落的巨石击中。这是1988年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事实。
　　对于事实状况有疑问的案例，应该依照“有疑问，应利于嫌犯in dubio pro reo”的原则来处理。前述滚石案，应该往两人有利的方向推敲，认定两个年轻人所推的巨石都没有击中被害人。不过，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这么认定，而认为两个年轻人都成立过失致死罪。
　　学说所称的因果关系中断或超越的因果关系，事实关系很清楚，评价上也很容易。这是指，一条件在造成结果发生前，被后一条件中断，由后一条件独立地引发结果。例如：甲下毒杀乙，毒性尚未发作，丙枪杀乙。经验上，乙的死亡只与丙的枪击有关，与甲的下毒没有任何关联，所以甲成立杀人未遂罪；乙的死亡只能归责丙，丙成立杀人既遂罪。
　　有一种因果关系，学说称为累加的因果关系，例如：甲乙各以杀人之意，不约而同，先后在丙的饮食里下毒，两人所下的毒，本都剂量不足，但因缘凑巧却发生致命作用，丙因此死亡。这种因果关系，归责上略有困难。如果鉴识上可以确认，两人所下的毒剂量不足，那么被害人的死亡即是意外，丙的死亡不能归责甲乙两人，所以两人都是杀人未遂。一般人的评价也许相反，既然现实上发生死亡的结果，而且确实是下毒所引起的死亡，下毒的人怎能对于死亡结果不必负责？
　　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，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，归责上略有困难。例如：刺破救护车的轮胎，伤员因为延误送医而死亡；又例如：有人溺水，救生员将要下水，被打昏，溺水者死亡；再例如：心脏病患者的唯一药方被藏匿，无药可用，所以死亡。如果救护车未被破坏，伤员及时送医，很可能不死；如果救生员不被打昏，溺水者极可能获救；如果救命药方不被藏匿，患者极可能不死。阻碍救难，对于因果流程有自然法则上的支配作用。这种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，阻扰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关键性条件，所以阻扰者必须被归责（如果以杀人之意而阻扰，为杀人既遂；如果无意杀人，则为过失致死）。
　　反常的因果历程，或偏离常轨的因果历程，是因果历程的发展超乎行为人的认识，也违反因果流程的常态。这种因果流程，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，比较困难的是归责问题。例如：甲杀乙，乙在送医途中，因为救护车发生事故而死亡。又例如：甲持刀追杀乙，乙受伤奔逃，跌落深沟死亡。这种因果历程，环环相扣，与因果关系中断不同。反常的因果历程，以偏离常态的程度，粗略分为重大偏离或非重大的偏离。救护车发生事故属于重大的偏离，等于意外，死亡结果不能归咎杀人行为。被追杀而跌落深沟死亡，不是重大偏离，并非意外，所以追杀行动应该被归咎，成立杀人既遂罪。
　　对于反常因果历程的评价，相当因果关系说提供了足资参照的思考原则。1889年，德国逻辑家兼医学家冯·克里斯（von Kries）在《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对于刑法的意义》一文中首创相当因果关系的概念。大要是：一行为有普遍的倾向，会导致结果的发生，此行为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；由于偶然而引发结果的条件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。简单说，如果行为与结果的关系，是一种意外，这种意外所出现的结果就不能归责于行为。以客观归责理论的用语，结果发生的相当条件，是指一个条件（行为）显著升高发生结果的可能性。
　　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说与实务的通说。按照台湾地区“最高法院”的意见（76台上字192号判例），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，“是指依经验法则，综合行为当时的一切情形，为客观的事后审查，认为在一般情形，有此环境、有此行为的同一条件，均可发生同一结果者，则该条件即为发生结果的相当条件。反之，若在一般情形，有此同一条件，而依客观审查，未必皆发生此结果者，则该条件与结果不相当，其行为与结果间即无相当因果关系”。[5]这个意见也用来限制加重结果犯的责任。
　　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都属于归责理论。以下先简略说明客观归责理论，接着再比较详细地说明其理论内涵。
　　三、客观归责理论的主要内容
　　客观归责理论分成三个层次：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；危险行为是否在因果流程的常态上导致结果发生；因果流程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。
　　第一层检验，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，主要说明，降低风险的行为，等于没有制造危险，因此不能将结果归咎于此行为。[6]此外也说明，容许危险的行为，并没有制造危险，所以不能将结果归咎于容许危险范围内的行为。对过失犯的意义是，只有逾越容许的危险范围，才有过失。
　　第二层检验，危险行为是否导致结果发生，过问三个重点：一是危险行为与结果的发生，是否为常态关系？二是行为如果升高了风险，是否应将结果归咎于这个行为？三是危险行为所引发的结果，是否在规范的保护目的内？
　　第三层检验，因果历程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，大略说，处理两个问题：一是参与他人故意的危险行为是否应被归咎？二是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，应该归咎何人的行为？
　　下文分别说明这三个判断层次。
　　四、行为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
　　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，是要过问何种行为所隐含的危险逾越法秩序的界线。如果行为的危险性是被容许的，那么，所引发的后果就不能归咎于这类行为。举例来说：电扶梯无论速度快慢，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险，捷运站要运送大量的乘客，势必要使用电扶梯，如果因为乘客相互推挤，或乘客自己不小心而跌落电扶梯，以致于被夹住头发，造成撕裂伤，这个伤害结果不能归咎捷运公司。同理，警察依法追逐嫌犯或重大交通违规者，并没有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，被追逐的人如果不幸坠楼死亡，这个死亡结果不能归责警察。再举例说，如果有人餐餐吃麦当劳，以致于发生严重的心血管疾病，或其他健康的重大伤害，这种结局也不能归责于业者。
　　（一）降低危险等于没有制造危险
　　依照客观归责理论，降低危险的行为等于没有制造危险。所谓降低危险，主要是指对于既存的危险，在程度上修正为更轻微，或在方式上导致结果由另一种形态出现。
　　将既存的危险，修正为更轻微，等于没有制造不受容许的危险，例如：见义勇为的路人，发现小孩将要被公交车撞上，奋力一推，小孩因而头部跌伤。路人将小孩重大伤亡的危险化减为程度更轻的伤害，因此头部受伤的结果，不可归责于路人的奋力一推。[7]
　　对于既存的危险，在方式上让结果由另一种形态出现，例如：山区暴雨，因为山崩危险，交通警察指示车辆往回行驶，结果汽车在另一路上被落石击中，驾驶人死亡。交通警察对于既存的危险，以另一种形态而发生结果，这结果不可归责交通警察。
　　前述见义勇为的路人，把小孩的生命危险或重大伤害的危险降低为身体的轻微伤害，这行为是值得奖励的。所以，小孩受伤，不可归咎路人奋力一推。这个案例，依相当因果关系说，用力推人，有普遍的倾向会导致被推的人受伤，所以推人是伤害的行为（构成要件该当）。依相当因果关系说，这行为只能依紧急避难而正当化。但是，用降低危险的观念，则根本不认为那是伤害的行为。
　　否定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，是认定行为人并未忽视构成要件的警示作用（Appellfunktion)。构成要件是犯罪的类型化描述，降低危险的行为，并不符合这种描述。认定一行为构成要件该当，再于违法性的检验上给予正面评价，等于承认这行为更近于法益的破坏，或至少认定这行为是社会所不乐见的。
　　见义勇为的路人，见到小孩即将被大车撞上，奋力一推，小孩只受了伤，但幸免不死，旁观者或家长会如何反应？应该是鼓掌致敬或满心感激，不会认为路人伤害了小孩，更不会怒目相向，要求路人给个交代（给个合法的理由）。这才是真实的人情世故，刑法的判断不能背离人情世故。
　　基于上述说明，针对降低危险的个案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说服力比较小。
　　（二）被害人同意或承诺
　　得被害人同意或承诺，也等于没有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。兹以患者同意手术为例。医师对于手术有关的一切重要信息向患者解说，尽到告知义务，患者签下手术同意书，这项同意的法律意义应该是，病人同意接受医疗后的结果。何以愿意接受医疗后的结果？因为病人知道，医疗的目的，是在防止病情恶化，把高度的生命危险，降低为身体上的危险。例如：糖尿病严重，必须截肢，否则有生命危险；医师的手术，是把生命的危险，降低为身体的危险。[8]
　　（三）各个生活领域的规范
　　各个生活领域，诸如交通、医疗、运动、食品制造、工业管理等等，都有各自的规范。尽管各生活领域中的许多行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危险，但是，只要危险范围不逾越规范，都受到允许。
　　任何交通行为都有相当程度的危险，但是，只要依照交通法规上所划定的危险界线，基本上都受到容许。信赖原则就是依此而形成。交通行为超越立法者所划下的界线，才可能被认定制造了不受容许的危险。超速、忽视先行权，都意味着制造他人的生命或身体的危险。
　　商品的制造也有一定程度的危险，例如蜜饯或方便面都含有色素、劣质油品、防腐剂，这类添加物对人体健康有害，但是，只要这类添加物不过量，符合商品制造规则，尽管有人长期使用而使身体健康受损，甚至罹患肝癌，生产商也不可被归咎。至于制作面条添加甲醛，使面条显得更洁白，则逾越规范，因为甲醛致癌的机率远远超出蜜饯所使用的色素。如果有人食用添加甲醛的面条而致癌，生产者应该被归咎（过失致死或过失重伤害）。
　　（四）信赖原则
　　信赖原则主要适用于交通领域上。简单地说，信赖原则是指依规定行车者，除有其他显然例外，得以信赖他人亦当如此而为。因此，有优先权的司机可得信赖，他人会尊重其先行权，所以无须在巷口刻意减缓速率。如果互撞，肇事结果完全归咎于忽视先行权的人。
　　20世纪30年代，德国帝国法院创造信赖原则，旨在呼应科技的发达，使顺畅的交通成为可能。以先行权为例，如果有干道先行权的人必须左右顾盼，在巷口犹豫，顺畅的交通即不可得。高速公路的情形更是如此，如果要保持随时可以紧急煞车的状态，高速公路就没有意义。信赖原则是容许风险概念的应用，合乎信赖原则的行为，并未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。[9]
　　我国台湾地区早期的司法实务并不接受信赖原则，随着车辆使用的频繁，实务见解逐步转变。大约20世纪70年代，实务接纳了信赖原则。台湾地区“最高法院”的判决中最先出现“信赖”的字语，应是1981年（70台上字6963)，这个判决如是说：“汽车驾驶人应可信赖参与交通行为之对方，亦将同时为必要之注意，相互为遵守交通秩序之适当行为，而无考虑对方将有偶发的违反交通规则之不正当行为之义务。”判例也明确地采用信赖原则，例如1984年（1995）台上字第5360号：“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，并尽相当的注意义务，若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，方得主张信赖原则，免除过失责任。”又例如1993年（2004)台非上字第94号判例：“针对高压电线的设置，一般人应予以容认，而作适切的相应行为，不致高举导电物品行经电线下方，设置机关对此自有正当的信赖。被害人垂直持鱼竿行经高压电线下方，是自身的危险行为，不能令被告负过失责任。”
　　交通上的信赖原则，有其例外：发现有儿童、残障者、明显六神无主的人车、失去方向感的人车（如醉酒开车），不能主张信赖原则而与之冲撞。
　　信赖原则可以运用的生活领域，究竟有多广，意见还不一致。德国学说多认为，信赖原则可适用于分工合作的领域，尤其是医事行为（如手术小组）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是持肯定态度。因此，如果患者死亡是由于手术器具没有详细消毒，这死亡不能归咎执刀的医师，而应归咎负责消毒的护士。
　　（五）利益衡量
　　行为是否制造不受容许的危险，有一个抽象的判断原则，那就是，这个行为所提供社会利益的大小。凡是带给社会较大利益的行为，人们所容许的危险范围也就越大。运动员带给我们的，除了娱乐之外，还有社会凝聚力、纾解压力、振奋人心等等。所以，尽管许多运动比赛带有危险性，但社会都加以容许，没有人责怪运动比赛所发生的伤亡。
　　拳击手击倒对手，足球比赛铲球动作使对手的脚骨断裂，Fl方程式赛车发生擦撞有人因此丧命，我们不会说：这是不确定故意的伤害或杀人，但由于业务上正当行为而不违法。我们应该说：拳击手或赛车手并未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，竞赛场上的伤亡结果，不可归咎选手。拉拉队是运动比赛的前奏或间奏（有如歌剧的序曲或间奏曲），也有危险性，但因拉拉队表演而发生意外，拉拉队不因此成立伤害罪。例如：叠罗汉失误而摔人，或抛接动作失败，以致队友跌地而颈椎折断。
　　有些娱乐活动带有危险性，但基于娱乐大众的考虑，这类危险也受到容许。既然受社会容许，发生不幸的事故就不能责怪主办单位。例如：大胃王比赛，参赛者拼命地狼吞虎咽，结果不慎被噎住，呼吸道阻塞而缺氧丧命。[10]同理，吃西瓜比赛、喝啤酒比赛、吃粽子比赛，如果发生死亡或伤害的结局，都不可归咎主办单位。西班牙的斗牛节庆，如果游客被激怒的斗牛刺杀，同样不可归责主办单位。
　　为病人制造利益的医疗行为，在评价上也应该与运动领域相同。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医师为了保住病人性命而摘除器官或截肢，病人及其家属都会感激，鞠躬致敬，而不是怒火升起，要求医师给个交代，逼问手术的正当理由（找寻阻却违法事由）。
　　救护车、消防车、工程救护车、追逐嫌犯的警备车能够提供更高的社会利益，所以我们容许它们制造更大程度的危险。这类执行勤务的车辆，可以闯红灯、超速、逆向行车、危险蛇行、行使路肩等等。假如发生事故，除非有恶意或显然的重大疏忽，否则都不被归咎。
　　（六）礼俗与经济活动
　　宴席之上，常常因斗酒伤身或出了乱子，也可能闹出不胜唏嘘的悲剧。台北市的一位新郎，在喜宴上喝了一些酒，几小时后，脸色发黑，死于尚未卸妆的新娘怀抱，繁华瞬息落尽。[11]喜宴上劝酒的人，是否成立过失致死罪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尽管客人知道新郎的酒量不好，但劝饮的行为合乎礼俗，是在可受容许的范围内，所以，新郎之死不可归责于贺客，只能归责于天命。
　　台北县平溪乡的元宵节惯例，是放天灯祈福。如果天灯掉地引发火灾，放天灯的人是否成立失火罪？答案还是否定。放天灯固然隐含危险，但既然是政府部门所鼓励的习俗，这个危险就在可受容许的范围内。凡是可受容许的危险，等于没有危险，结果的发生就不能归咎这个可受容许的危险。同理，台南县盐水镇的元宵节放炮，如果炸伤了游客，也都不被归责。这类为了驱邪、为了祈福、为了娱乐、为了观光、为了商业利益、为了驱赶人类不甘寂寞的心等等所进行的种种带有危险性的活动，既然都在礼俗上被容许，就必须接纳因此所可能引发的事故（已经不能说是意外了）。
　　许多经济活动带有一定程度的危险，例如卖汽油、卖火柴、卖刀械、卖棒棍、卖农药等等。依照经济交易的惯例，或对于消费者的合理信赖，这些危险都是受到容许的。如果有人买刀行凶，买农药下毒杀人，或买汽油纵火，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，[12]否则店家都不可被归咎。这种经济交易的合理信赖，概念上与前述交通领域上的信赖原则几乎相同。
　　五、危险行为导致结果发生
　　（一）因果流程的常态
　　一个行为制造不受容许的危险，这个行为与结果的发生虽然有事实上的关联性，但还要再问，因果流程是否常态？
　　因果流程如果不是常态，而是反常，那么结果的发生即是偶然，是一种意外。意外而出现的结果，不能归责于行为。例如：车祸伤员住院，死于医院火灾，不可将死亡结果归咎车祸肇事者。肇事者只成立过失伤害罪，而非过失致死罪。再举例说明：道路施工不慎挖断119电话线，患者家属无法拨打求救电话，以致患者延误就医而死亡，死亡结果不能归咎挖断电话线的行为。姑且认为挖断119电话线是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，但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知道，将患者送医的方法有好几种（出租车是另一种方法），打求救电话只是其中一种。何况除了有线电话之外，手机如此地普及，也可以直接拨打119。总之，挖断电话线对患者不能求救而死亡的结果而言是一种意外。
　　行为如果明显升高危险，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，行为与结果的因果流程属于常态，行为人可以被归咎。酒后飚车，是明显的升高危险，车祸的发生几乎可以归责这个危险行为。护士知道患者有药物过敏的病史，既不进一步了解，也不征询医师，就对患者施打显影剂，以致患者过敏性休克而死亡，这是明显升高患者的生命危险，死亡结果应该归责于护士。
　　危险行为与结果之间，如果关联性很高，结果应归咎于危险行为。例如：意在杀人，推人落桥，此人不死于溺水，而是撞桥墩死亡，死亡结果应归咎于推人的危险行为，因为有桥即有桥墩，从桥上摔落，即使善泳者也很可能撞上桥墩而死。再例如：汽车出租业者，将轮胎沟纹已经磨平的汽车出租，租车人在雨天开车打滑，撞死路人，这死亡结果应该归咎汽车出租业者。理由很简单，轮胎沟纹磨平，意味着汽车的安全出现重大危机，因此而发生车祸的可能性很高，不是偶然。
　　升高风险的一个真实个案是：货车司机与骑脚踏车的醉汉之间未保持一公尺的安全间隔，以致骑单车的醉汉跌入货车后轮，被辗压而死。鉴定指出，即使保持安全间隔，醉汉也很可能跌入后轮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（BGHSt 11, 1)，货车司机不成立过失致死罪。判决大意是：如可以确定，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不会发生事故，那么才可以判断，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发生事故的原因。换言之，在特殊个案上，即使遵守交通规则，也很可能发生事故，那么对于未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，没有理由责备。
　　依风险升高原则，如果遵守规范有可能避免结果的发生，那么未遵守规范的行为，是升高了被害人的危险，因而可被归咎。在前述货车的案例中，尽管难以肯定保持安全间隔有用，但有可能因为注意安全间隔而让醉汉活命的机率增加。不遵守安全间隔的规定，已经跨越了法律所划定的危险极限，也就是升高了被害人的生命危险，所以死亡结果应归咎于升高风险的行为。
　　（二）规范的保护目的
　　危险行为即使与结果的发生有关，但是，假使这个结果不在规范的保护目的之内，依然不可归责危险的行为。德国教科书上常见的例子是脚踏车骑士案：两个脚踏车骑士夜行均未燃灯，前后而行，前行者与迎面而来的脚踏车骑士对撞。如果后行的骑士点灯，应该不会发生。这个后行的骑士，应否被归责？答案是不能被归责。要求脚踏车夜行必须燃灯，规范目的是为了避免骑士自己与他人对撞，而不是要求骑士去照亮别人，保护别人，避免别人发生事故。[13]所以，后行的骑士没有点灯，虽然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，但是基于规范目的不相关理由，不能将结果归责于不点灯的行为。
　　再如，喝酒开车虽有不被容许的危险，但也享有先行权，若有人违反交通规则（如闯红灯），而与酒驾者碰撞，这事故不应该归咎喝酒开车的人。禁止酒驾，是为了防止交通上的公共危险，而不是防止公共危险以外的状况。酒后开车而与闯红灯的人碰撞，并非禁止酒驾的规范目的。同理，无照驾驶是在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，但是，无照驾驶者如果与闯红灯的车辆互撞，不能归责于无照驾驶。这个互撞的事故，与无照驾驶的规范目的不相干。禁止无照驾驶，是为了排除交通上的不安。无照驾驶虽有潜在的交通危险，但闯红灯则是制造更明显、更具体的交通危险；碰撞的事故，应该归咎于破坏更具体规范的人。
　　六、因果流程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
　　有些个案，行为人虽然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，而且也引发了结果，但是，如果危险与结果间的关系，不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，那么结果的发生，仍然不可归咎危险行为。这些情况包括：参与别人故意的危险行为、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。
　　（一）参与他人故意的危险行为
　　参与他人可以自由负责的自我危险行为，如贩毒给人，使用者死亡，毒贩是否另外成立过失致死罪？又如：妓女患有性病，清楚告诉嫖客，嫖客坚决贪欢，感染性病死亡，妓女是否成立过失致死罪？
　　德国学说与实务大致认为，前述的毒贩与妓女，不成立过失致死罪。不成立的理由还存在学说上的争议。[14]依我看，当事人清楚知道可能的危险性，出于自由意愿，决定自己的危险行为，这种形同自杀的危险行为，不在刑法的规范目的内，已经逾越了过失致死罪的构成要件效力范畴。
　　如果乘客催促司机开快车，司机肇事致人死亡，事故应否归责于乘客？答曰：不可。乘客虽然唆使司机从事危险行为，而且在因果流程的常态下发生事故，但这个因果流程的实现，属于司机的掌控，而不属于乘客。司机知道超速的危险性，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超速、要如何超速。危险结果的实现，完全由被催促的司机所掌控。过失致死的构成要件，在效力范畴上不及于这种案例。同理，为车主改装汽车或机车，加大马力，车主飙速死亡，同样不可归咎改装的危险行为。
　　（二）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
　　危险行为实施后，负责处理危险结果的人若发生不幸，可否归责制造危险的人？例如：消防队员在救火行动中罹难，是否可以归责于纵火者？又例如：追逐嫌犯的警察不幸车祸丧生，嫌犯是否过失致死？纵火者与嫌犯对于不幸的结果都不必负责。理由如下：1．专业人员依其职责，有监督危险源并加以排除的责任；2．专业人员基于自由的意思决定，从事危险行业；3．危险行业被多付了钱（危险津贴）;4．制造危险的人（如不慎引起火灾），若顾及救难者的意外而可能被归咎，则宁愿以己力排除危险，容易形成更大的灾难，这将受非法秩序所期待。
　　从前述说明，不难回答这个案例：甲夜间驾驶大货车，后灯不亮，被巡逻警车拦下。为防追撞，警员在货车后方摆放闪光灯，开罚单后，要求甲前去修护厂将后灯修好。不料警员收起闪光灯，甲发动货车准备离开，被后方的汽车撞上，汽车司机死亡。死亡结果应归责于何人？
　　夜间行车，后灯不亮容易引起追撞，所以是一个危险。这个危险也引发了追撞，导致汽车司机死亡，但这起车祸不能归咎货车司机。[15]理由是：后灯不亮的危险被交警发现，并加以处理，交警就有了监控危险源的义务。且车祸发生时，交警尚在监控危险源的现场，对于此一危险所引发的结果，应归咎交警。交警受过训练，知道如何监控危险，才不致于演变成实害。交警理应将巡逻车停在违规车辆后方，并跟随在后，或适当地指挥交通，以避免追撞。案例中的交警没有如此处理，所以应该被归咎。
　　七、结语
　　无论过失犯或因果关系的判断，都可以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或相当因果关系说而得到合理的解决。对于大多数的案例，运用这两种理论，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但是，也有很少部分的案例，答案会有不同。降低危险的案例最为显然。依照客观归责理论，降低危险是可受容许的危险，等于没有制造危险，结果的发生不能归责于可受容许的危险。以相当因果关系说处理降低危险的案例，对于行为人比较不公道。行为与结果之间，将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关联性（如奋力推人是造成被害人受伤的关键原因），行为人只能在违法性的判断上找寻不受处罚的理由。
　　客观归责理论面临的批评之一，是因其“名为客观，其实主观”，似乎名实不符。客观归责理论是在客观的构成要件上解决因果关系，但是，这种客观的判断往往涉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或特殊认知。
　　举一个例子说明。如果有人买药回去自杀，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卖药的人。卖药的人可以主张信赖原则，或主张业务上的中性行为而排除过失。可是，当特殊情况出现，药房老板有了特殊的认知，就必须提高警觉。例如：当一个妇人走进店里，神情哀凄，用绝望而且怪异的语气询问，什么农药最毒，喝下去最快死？老板就应该拒绝交易，否则就有过失。老板不能信赖这个妇人买最毒的药会正常使用，不能主张业务上的中性行为而排除过失。同理，在店门口遭到老公毒打的妇人，杀气腾腾走进五金行，要买一把锐利的钢刀，店员应当出售这一把刀吗？店员还可以信赖这把钢刀是要回家杀鸡用吗？行为人主观的认知，也成了客观归责的要素。显然，客观归责理论并不是纯粹的客观。
　　依照罗克辛的说法，在犯罪理论体系上，客观归责理论属于目的理性体系的一部分。目的理性体系本来就是新康德学派思想的充分表现，[16]要把价值判断充分运用在客观事物的评价上。所以，客观事物的主观化，无足为奇。
　　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概念上，客观属于“阳”，主观属于“阴”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；阴阳相济，方得治道。事物的本质即是阴阳相济，是动态的平衡。法律的本质亦复如是，正所谓“大道至简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