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种存疑证据的处理标准

    笔者认为，在司法实践中，证据存疑的主要特征是证据处于“两可选择”，即证据、事实的认定缺乏排他性，可作这样认定，也可作那样认定。证据存疑一般可分为：认定犯罪成立的证据存疑；认定重罪的证据存疑，认定轻罪的证据充分；认定犯罪成立的证据确实充分，认定某一情节的证据存疑；认定共同犯罪及情节的证据确实充分，但认定具体犯罪人罪责的证据存疑。面对这些模棱两可、摇摆不定的存疑证据，法院、法官应立足和着眼于无罪推定，要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面去理解和认定，可参考如下几种处理模式和处理标准：
    1、当主要证据存疑，且涉及罪与非罪的时候，要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去考虑，直接作出无罪认定。例如，王某雇请陈某携带茶叶过境，与陈某一起到某茶店购买了六罐茶叶，返酒店后，王某私下将其中两罐茶叶掏出，装进3000克冰毒后，再拿回某茶店，请店主按原样密封包装。第二天陈某携带茶叶过境，警察在检查时从茶叶中搜出冰毒3000克。案后后王某潜逃不知去向。陈某辩称对所携带的茶叶藏有毒品的情况并不知情。一审法院认为，陈某运输毒品被当场查获，数额巨大，对所带毒品不知情的辩解缺乏证据支持，故以运输毒品罪判处陈某死刑。二审法院却认为，陈某与王某一起到茶叶店购买的确是茶叶，王某拿装有冰毒的茶叶罐再回茶叶店，请店主按原样封包装时陈某不在场（这有店主的陈述证明），本案又因王某潜逃而缺欠王某的口供证据，所以认定陈某对毒品知情的证据不足，不知情的可能性更大，故“从无罪推定”的角度出发，认定陈某对所携带的毒品不知情，遂宣判陈某无罪。
    2、可以认定主要犯罪证据，但影响罪责承担的个别证据未具完全的排他性，个别证据存疑，重判证据不足，轻判证据充足，应不择重而择轻判处（当然如果定轻罪、判轻刑的证据也是不充分的，就不能定罪判刑）。例如，李某用水果刀剌中张某心脏，至张某抢救无效死亡。李某辩称是张某在争吵中先用水果刀追赶李某，并剌伤了李某胳膊，后李某抢过水果刀剌伤了张某。案发现场无目击证人，李某的胳膊确有刀刺伤。检察院以李某犯故意杀人罪对李某提起公诉。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故意杀害张某的证据不足，但故意伤害张某，致张某死亡的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张某先动刀剌伤李某的可能性未得到合理排除，证据存疑，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。故此，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李某死缓刑。一审宣判后，李某没有上诉，检察院也没有提出抗诉。
    3、在共同犯罪案件中，如果多数案犯在逃尚未追捕归案，已归案的少数案犯在罪责上又否认或互相推托，主要责任确实难以划清的时候，对已归案的少数案犯，宜留有余地，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例如，2001年5月10日晚，丁某、梁某等四人抢劫刘某摩托车，并用匕首捅死刘某后潜逃。同年6月，丁某被公安机关捕获归案，丁某在公安、检察及法院审判阶段，口供稳定一致，称刘某是他自己用刀捅死，与他人无关，一审法院判决丁某死刑时丁某也没有上诉。在死刑复核时，复核审法院认为，本案四人作案三人在逃，认定丁某参与共同抢劫并导致刘某死亡的事实是清楚的，但认定丁某是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主要是凭丁某的口供来判断的，离“铁证”、“铁案”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，故此改判丁某死缓刑。2003年8月，同案人梁某被追捕归案，梁某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一直供述杀害刘某是他一人所为，与他人无关。一审法院判决其死刑，他也表示认罪服判，没有上诉。复核审法院审查后认为，在本案中，丁某、梁某都分别坚持供认是自己杀害刘某，与他人无关，同案人尚有两人在逃，己归案的两人难以认定谁才是真正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，故此，仍改判梁某死缓刑。复核审法院先后两次改变一审法院判决，丁某、梁某分别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刑。
    4、在共同犯罪案件中，如果多数或半数案犯已归案 (如两人作案一人在逃或三人作案一人在逃)，主要罪责可以划清认定，对己归案的半数或多数案犯，该判死刑的可判死刑。例如，胡某、蒋某到蔡某家盗窃，被蔡某发现后，胡某用菜刀砍死蔡某，蒋某用铁锤砸死蔡某的女儿。作案后胡某被公安抓获，蒋某却潜逃不知去向。在公安侦查阶段，胡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口供交代与现场勘查吻合。但检察院提起公诉后，胡某即全盘翻供，称砍死蔡某和砸死蔡某女儿都是蒋某干的，自己只是抱着蔡某的腰，摔倒蔡某。杀人凶器菜刀、铁锤被胡某、蒋某逃跑时抛入大海，侦查人员无法搜集归案。在蔡某家中的衣柜门上提取了胡某右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纹。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胡某曾作有罪供述的口供与现场勘查一致，作案现场留有胡某的指纹，胡某虽然翻供否认杀人，但仍然承认自己动过手，在蒋某尚未缉捕归案，分不清罪责的情况下，应认定为共同杀人。两名犯罪分子在抢劫中杀害两人，罪行属极其严重，故一审法院判处胡某死刑。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，并核准了胡某的死刑。
    5、在共同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，有的时候案犯罪责相当，轻重难分的，要从实际出发，审慎认定、处理。例如，杨某、朱某、董某、何某等四人在抢劫过程中，杨某按勒被害人张某颈部，朱某按住了张某双手，董某坐压张某腰部、何某按压住张某双脚，共同杀死了张某。在本案中，杨某、朱某、董某、何某在致张某死亡问题上，罪责相当，在实践中，对此类案件往往有如下三种不同的认定和处理模式:一是认为罪责等同，难分轻重，且每一案犯都属罪行极其严重，对所有同案人都判处死刑;二是认为罪责不可能等同，事物总是可分的，从对等报应的角度出发，判外其中一人死刑，其余在死缓刑以下量刑;三是认为既然罪责分不清轻重，就应当按有利被告原则处理，都不宜适用死刑。实践中以第一、二种做法为多见，第三种做法极为少见。笔者认为，由于共犯的罪责难以分清，就对所有共犯都适用死刑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刑罚的超等量报应，使刑罚的面目变得残忍可憎。而由于共犯的罪责分不清轻重，就对所有共犯都不适用死刑的做法，在保留适用死刑的今天，会显得对人民群众人身安全的保护过于冷漠，而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则过于仁慈。因此，笔者赞同第二种做法，在司法实务中，没有绝对同一的罪责，没有罪行绝对均等的罪犯。我国刑法中，共同犯罪人是按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处刑。在认定每一个共犯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大小时必须要注意，这里的作用大小，不仅是指在最关键的实行行为过程中作用的大小，同时也包括在犯罪预备、预谋、其他实行行为，事后行为中作用的大小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。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，各共同犯罪人的作用不可能一样，即使在作用完全一样的情况下，还有犯罪人平时的表现、犯罪的原因、事后表现等因素可作为量刑参考的依据，在适用刑罚时，尤其适用死刑时，要始终贯彻坚持惩罚打击少数，挽救教育多数的方针。
    6、在雇凶杀人、伤人，或组织、策划指挥他人杀人、伤人案件中，罪责的划分应遵循如下原则:一人指挥，多人杀人 (伤害)，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分不清的情况下，则指挥者罪责最重;一人指挥，一人或个别人去杀人 (伤害)，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明确，则杀人 (伤害)者罪责最重。例如，在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中，因殴打伤害孙志刚的凶手达到十二人，孙志刚被乱拳、乱脚打踢致死，分不出谁是直接致孙志刚死亡的凶手。因此，相对而言，组织指挥者的罪责要重一点，尽管组织、指挥者未动手伤害，但仍列为第一号被告，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(另一名实施殴打伤害行为较多的案犯被依法判处死缓刑，其余案犯也给予了相应的刑罚制裁)。又如，赵某雇请庞某教训伤害杨某，于是庞某纠合郭某一起对杨某拳打脚踢，致杨某肝脏破裂死亡。在本案中，庞某直接致杨某死亡的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罪责显然重过赵某、郭某。因此，法院依法判决庞某死刑、赵某死缓刑、郭某无期徒刑。
    7、是共同犯罪还是单独犯罪，证据存疑，难以划分的时候，也应从有利被告方面去认定。例如，王某雇请李某、孙某、刘某到昆明市运输毒品，每粒得报酬70元，李某亲自到汽车站接带孙某、刘某，并将用避孕套包装好的毒品海洛因予以分配，由三人各自将毒品吞入体内。三人在昆明期间乘车费、住宿费均由李某负责支付。三人在某市国际机场被公安人员抓获。李某从体内排出毒品42粒，净重342克;孙某排出70粒，重583.5克，刘某排出58粒，重489克。一审法院认为李某、孙某、刘某为共同犯罪，李某在案中起组织、指挥作用，体内藏毒的数量虽然比孙某、刘某少，但罪责要比孙某、刘某大。鉴于每人体内藏带毒品的数量大，故分别判处李某、孙某、刘某死刑。二审法院审查后认为，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共同犯罪，且李某在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，李某的罪责比孙某、刘某大，那么对李某的量刑就应当比孙某、刘某重，不宜不分轻重都判处死刑;在本案申，如果有组织指挥者，就应当有主、从犯，对从犯可以从轻、减轻处罚;在划分罪责的时候认定为共同犯罪，但在量刑的时候又认定为单独犯罪，致使责任证据处于“两可选择”，即既可定共同犯罪，又可定单独犯罪。但从量刑角度看，认定共同犯罪对第二、第三号被告有利 (可不适用死刑);而认定为单独犯罪，即不利于第二、三号被告(都应适用死刑);本案有共同故意，也有共同行为和共同消费，至于是否共同分成没有结论 (在毒品排出前被捕)，认定为单独犯罪的证据不足。因此，二审法院最后认定本案为共同犯罪，李某为主犯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;孙某、刘某为从犯，判处死缓刑。
    8、主要犯罪证据可以认定，但离“铁证”、“铁案”的要求仍有差距的，在量刑上也应留有余地，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例如，张某与牛某 (在逃)共同出资22000元购买毒品海洛因，张某通过电话与云南毒贩“小范”联系购买毒品，并将购毒款汇往毒贩指定的银行帐号。张某与牛某共同雇请“小妹”(在逃)到云南将毒品带回广州交给牛某，牛某将毒品带到张某家中交给张某，张某将毒品藏于枕头底下，即外出联系毒品买主。与张同居的女友杨某为了避免别人发现毒品，又将毒品藏入床下的皮箱内。公安人员抓获张某、杨某，并在张某的住处查获海洛因400克。一审法院认为，张某贩卖毒品的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毒品数额大，没有法定的从轻情节，遂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张某死刑。二审法院审理后却认为，张某贩卖毒品的事实有张某在公安侦查期间的交代、汇款到云南的凭证、女友杨某及同乡贾某的证言等，应认定张某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。但从“铁证”、“铁案”的要求看，证据尚有一定的缺陷，仍未具完全的排他性，未完全达到确实、充分的程度。张某贩卖毒品的主要证据是凭张某翻供前曾作过的有罪供述，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曾贩卖过毒品，同案人牛某、“小妹”又在逃，致使一些必要的证据欠缺。故此，二审法院认定张某构成贩卖毒品罪，但在量刑上改判为死缓刑。
摘自陈华杰著：《论死刑适用的标准》，第161-169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