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法制售普通发票犯罪呈“四化”特征

　　一是主体职业化。涉案的被告人户籍地集中，其中河南省郏县27人、浙江省临海市15人、江苏省东海县18人，此三地的被告人共60人，占所有被告的67%；犯罪分子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团伙，内部分工明确，分别负责制造加工、发布出售信息、联系购票人员、送递发票等具体犯罪环节，且不同环节的人员之间单线联系，以致即使末节送票人员被抓，其他环节人员也难以被发现，整个团伙仍然具有继续实施犯罪的条件。

　　二是手段智能化。在制售发票的手段上，犯罪分子不再局限于伪造发票后到街头兜售的旧方法，更多的犯罪分子转向“合法化”、智能化犯罪，即注册空壳公司、获得税务登记资质后，向税务机关领购空白发票，再通过互联网、传真、手机短信群发器等方式广泛发布出售发票的信息，根据“客户需求”打印发票后以快递方式送票，最后通过网上银行、自动柜员机转账汇款等取得货款。

　　三是类型多样化。犯罪分子在此类犯罪中能提供各种类型的发票：从发票的印制机关看，既有国家税务机关，也有地方税务机关；在发票形式上，既有机打发票，也有定额发票；就涉及的行业领域而言，有服务业、娱乐业、文化体育业专用票，有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、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专用发票，甚至有商业企业专用发票、汽车维修业专用发票。

　　四是危害连锁化。一方面是牵连犯罪多，如犯罪分子为顺利出售发票，通常需亲自或者委托他人私刻税务机关印章、公司财务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，实施伪造国家机关印章，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印章犯罪；或者为扩大信息传播范围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，引发非法获取、出售、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。另一方面是涉发票的后续犯罪多，购买犯罪分子非法提供发票的人，大多是为购买发票后实施职务侵占、逃税、贪污等违法、犯罪活动，以致有的犯罪分子在出售发票的同时为“客户”直接提供支票提现服务。

　　非法制售发票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有：一是犯罪成本低，收益高，犯罪分子注册获取合法开票资格的公司多为虚假出资，加工印制发票的成本也甚为低廉，而其却依照发票票面金额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，而发票票面金额通常都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；二是买方市场庞大，当前不少机关、企业及相关人员通过使用虚假发票、非真实交易的发票虚列生产经营成本、偷逃税款，甚至进行资金套现、商业贿赂的现象屡禁不止，为非法制售发票犯罪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；三是法律监管机制不健全。在行政规章方面，对于制造、出售、开具、使用假发票的行为处罚标准过低、且弹性大。在刑事法律方面，虽然刑法将非法制售发票乃至持有假发票入罪化，但是入罪门槛普遍过高，刑罚程度也过于偏轻，而且作为抑制犯罪再发生的罚金刑适用标准不够明确，实际执行力度也较弱，难以对犯罪分子形成威慑。

　　针对上述问题，朝阳法院建议：一是应从加强源头治理入手，完善法律监管机制，尤其是注重买方市场治理，增加对非法购买、知假买假、非法使用发票的公司和个人的惩处力度，铲除引发非法制售发票行为的外部因素；二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法规和刑事法律，提高处罚力度和深度，尤其是注重从抑制犯罪再发生的角度，加大罚款、罚金等经济性制裁措施的适用、执行力度，消除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；三是建立司法机关与税务、电信、工商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，齐抓共管，形成打击合力，加强合法使用发票、积极监督发票使用方面的法制宣传，构造有效的外部监管环境。